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對新加坡人來說，他們根本不想獨立（看看李光耀在電視鏡頭前落淚的畫面），因為這個城邦國家（city state）根本沒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在東南亞複雜險惡的環境生存。李光耀除了確保國家的用水安全和市民的三餐溫飽，還得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 —— 如何構建「新加坡人」的國民認同感。作為一個多文化、多種族的國家，要構建國民認同可說是任重而道遠。下文將會講述新加坡政府自建國以來構建認同的過程和挑戰：
在國家層面，新加坡政府在種族、語言和教育方面大力推動「我（只）是新加坡人」的觀念。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泰米爾族）和來自西方的外國人均定居於此。在1970年，新加坡由76.2%的華人、15.0%的馬來人和7.0%的印度人所組成。每個族群均有著歷史悠久的習俗、傳統和宗教信仰，說著不同的語言和地區方言。對新加坡政府來說，如果這種族群分處的局面維持下去，創造國民認同感只會是天方夜譚。所以新加坡政府呼籲大家「忘祖忘宗」—— 忘記你的種族、忘記你的膚色、忘記你父輩的國籍，從今開始，你就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的方式使各種族混居，各種族的兒童也在一起上學。1989年，新加坡政府在其組屋推行了「種族融合政策」，希望透過種族融和的生活方式，增進各族群之間的交流。這個政策規定了每棟組屋各種族的比例：華人人口最多只可佔任何一棟組屋的87%，馬來人和印度人的百分比則最多為25%和13%。雖然李光耀和大部分其他人民行動黨（PAP）的領導成員均是華人的後代，李並不容許華人勢力的獨大 —— 他甚至透過打壓中華文化的方式來維持社會各族群勢力的平等。新加坡政府把英文作為社會的交流語言而不是中文，不僅是為了推動新加坡人與世界接軌，更重要的考量是要避免社會爭拗和切斷新加坡華人與中華文化的深層次聯繫 —— 因為這阻礙「新加坡人」身份的建構。在相似的原因下，李光耀大力打壓方言的學習和傳播，尤以中文方言為甚。李光耀在演講中說道「你使用方言的次數愈多，使用華語（普通話）的次數愈少，你的華語水平會因而下降」。李光耀的首席私人助理徐芳達亦曾公開地聲稱推動方言教學的機構和大學是愚蠢的（stupid)，惹來不小的風波。新加坡政府推動的「講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中，其中一部分便是要求媒體停播以方言播音的節目（例如來自香港的電視劇）。李光耀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大力推動「講華語」，當然不是「良心發現」或是想「復興中華文化」，而是他敏銳地考慮到北方的巨龍開始甦醒 —— 1978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李光耀認為學好華語將有助新加坡人掌握先機，僅此而已。另一方面，李光耀認為以華語教學的南洋大學只會出產「低競爭力」的畢業生（他公開表明的，突然想到如果林鄭聲稱城大畢業生為「shitty仔」，不知社會會有何感想？），所以強制把這所提供華語教育多年、由華人出資成立的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如今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一部分（相映成趣，同時期香港中大的與新加坡政府對宣揚「中華文化」的態度南轅北轍，詳看1978年李卓敏的講話）。在掃除建構國民認同感的障礙同時，新加坡政府開展了其國民教育：作為課程的一部分，新加坡1819年前的歷史是學生必需學習的，作用在於證明「新加坡社會」在萊佛士到達前早已成立，並不是一篇荒蕪之地；新加坡還有一段「國家信約」，每逢學校集會、國家慶典、軍隊誓師大會之類的時候均會背誦，原文如下：
我們是新加坡公民，
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
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
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
國民教育課程還制定了四個「核心年度節日」：全面防衛日（Total Defence Day）、國際友誼日（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種族和諧日（Racial Harmony Day）和國慶日（National Day）—— 光看名字已略知一二，全都是以國家與和諧為主題。除了「軟推銷」以外，新加坡政府也有一些法律和行政上的手段，最著名的可算是強制服役：根據《募兵法案（Enlistment Act）1970》，所有年齡介乎16到40歲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均須在部隊服役24個月，並在其後的每年回營受訓14天，直到年屆40歲為止。此外，新加坡公民並不允許擁有雙重國籍，以確保對國家的忠誠。
有新加坡人問道，我為國家付出那麼多，回報是什麼？李光耀的答卷是「一個公平公正、經濟繁榮的社會」。李深明在經濟和社會不能發展的前提下，國民認同感只會是「鏡中花 水中月」，因此這兩項是他治國方針的重中之重。1965年獨立時的新加坡是一個爛攤子：規模極小的國內市場、不理想的經濟數據和有限的國際認同。新加坡是如何由一個小港口成為如今的「東盟大腦」？
內政方面，如上文所述，李光耀專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成立「新馬共同市場」的想法幻滅後，他一夜之間取消了接近三百種貨物的關稅，希望把新加坡轉型為出口導向型經濟。1968年，新加坡的第一個工業園區於裕廊成立。新加坡政府善用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馬六甲海峽的咽喉）發展港口轉運貿易，成為連接東南亞與西方國家的重要橋樑。同時，新加坡政府實施開放和優惠的稅務政策，短時間內便了大量外資於新加坡設廠生產玩具、食品和紡織品。這些政策直接提升了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同時舒緩了嚴重的失業問題，亦慢慢在國際上建立了「新加坡製造」的聲譽。接下來，新加坡政府在1979年提倡「第二次工業化」，意在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數據顯示這是一個成功的計劃：新加坡出口貨值在1994年首次突破十億新加坡元；新加坡1995年人均GDP超越其主要競爭對手香港；新加坡在1970-97年間的實際經濟增長達到7.9%，可說是十分亮麗的數字。在社會發展方面，新加坡為市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福利：新加坡市民可以使用其公積金戶口的存款購買政府興建的資助房屋；醫療保障計劃讓市民終生享受21間醫院（1998年）廉價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強制而免費的小學教育確保「人人有書讀」。基建方面，樟宜機場和捷運系統分別於1981和1987年投入服務，標誌著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的交通樞紐和現代化都市。在九十年代末，新加坡港已成為東南亞地區無可爭辯的「第一」和最大港口。新加坡在短短三十年間從「被驅逐的貧窮之地」發展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為促進社會和諧和國民認同感奠下了良好的根基。
外政方面，新加坡政府採取了務實而靈活的外交政策，使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得到良好的保障。 新加坡外交政策有三個「重點國家」：馬來西亞、美國及中國。自1965年獨立以來，新馬關係可說是陰晴不定：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man）曾表示有必要時會切斷新加坡的食水供應，李光耀亦表明「我們最接近的鄰居不是最好的朋友」。為了保持與馬來西亞的穩定關係，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兩項政策：內部，組建一支可信賴和具阻嚇力的軍事力量；外部，尋求國際合作和防務協議。1966年，新加坡建成了第一支武裝部隊，並在美國、台灣和以色列的支援下不斷增強其實力。今時今日，新加坡擁有東南亞最高科技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足以和印尼及馬來西亞一較高下。新加坡同時努力地發展英聯邦之間的聯繫，並在1971年促成美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簽訂《五國防守協定（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協定規定若新馬其中一國遭受攻擊，其他簽訂國必須作出回應。除了這個協定，新加坡在冷戰時期還得到美國特定的保護，用以對抗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李光耀在1967年與時任美國總統莊遜（Lyndon Johnson）會面，表明支持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因此，新加坡獲得美國的「經濟獎勵」：在1967年，15%的年度收入來自美國的軍事採購。在美國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下，新加坡發展了煉油工業和飛機維修工業以服務美國的軍事基地。美國的支援為新加坡八九十年代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新加坡的外交導向文件指出「新加坡不能對任何國家心存任何幻想」。在接受美國利益的同時，李光耀亦十分警惕美國在人權和民主思想方面的灌輸，因為他認為這和新加坡的社會價值存在不少衝突。因此，他決定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以平衡西方勢力。1976年，李光耀首次到訪中國。在會談中，他鼓勵中方領導人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不久，兩國建立起非正式的外交關係並互設代表事務處。因為李光耀與陸台領導人良好的私交，新加坡在兩岸交流中發揮了中間人的作用 —— 1993年歷史性的汪辜會談即在新加坡舉行。經濟方面，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於1994年開幕，是改革開放以來其中一個最大的中外合作項目。透過李光耀高明的外交手段，新加坡在外交上獲得了與其國土面積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並獲得了國際尊重：新加坡公民擁有世界上其中一本認受性最高的護照，可以免簽證出入中國、美國和歐洲神根區。
新加坡取得的成功稱得上引人注目，市民亦有其引以自豪的資本。但是，這代表新加坡的國民認同感就被建立出來了嗎？不是這麼簡單。要國民認同自己的國家並產生歸屬感，新加坡政府仍需面對很多挑戰：
眾所周知，新加坡公民的政治參與十分有限。獨立以來，新加坡實行自己一套的「民主」—— 一套模仿英國西敏制的威權主義制度。新加坡實行多黨制，亦有舉行議會選舉，但是人民行動黨從來沒有失去過執政黨的地位 —— 其他政黨甚至不能對它構成有力的挑戰。根據2016年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所公佈的民主指數，新加坡只排在70位，在「選舉程序和多元化（electoral process and pluralism）」一項更僅得4.33分（10分滿分）。自1988年以來，新加坡國會選舉實行了集選區制度。這個選舉制度設有種族限額以鼓勵少數族裔人士參政，有批評指出這是一種「逆向歧視」—— 假定了少數族裔的能力不足，所以才需要幫助。同時，這個制度亦引起其他爭議：集選區的分區由政府控制（所謂的「球證球員主辦協辦單位都係我嘅人」），對人民行動黨有利；反對黨資源有限，在這個制度下很難與人民行動黨競爭；政府亦可以這個制度作為分配資源的指標，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李光耀於2011年選舉前「恐嚇」阿裕尼選民，說道他們如果讓工人黨獲勝會需要因此而「懺悔（repent）」，結果人民行動黨真的在該選區落敗。在新加坡，如果想在政治方面有所發展，大多數人才只能選擇加入人民行動黨，因為該黨基本上壟斷了新加坡的政治資源。作為一個典型的精英主義國家，如果年輕人沒有足夠好的學術成績和資格，進入政府或從政基本上是天方夜譚（哪有香港「鄺囝」的勵志故事）；這導致新加坡人頗低的公民及政治參與度，更不要說什麼身份認同 ——我連發聲也沒有機會，也不是我的國家，又如何會產生什麼認同？
另外，新加坡創造不了一種帶本地特色的文化。在創造其自家文化方面，新加坡落後香港太多（雖然香港歌影視業已經收皮，但這還是少數能穩勝新加坡的一個項目）。當香港在八十年代時已成為「東方荷里活」並不斷輸出明星和作品到國外，新加坡的娛樂事業如今仍顯得像一潭死水。新加坡一直很努力想擺脫其「文化沙漠」的外號，但想要在這個「驚輸」、填鴨式教育和功利主義橫行的社會搞些文藝的東西好像過於困難 —— 整個社會都把經濟發展視為首要目標，缺乏文化土壤。新加坡政府還在電影、音樂、媒體、表演藝術等實施審查制度，所有被認為「和公眾利益有衝突」、「降低社會道德標準」和「涉及政治意見」的資訊均會被封鎖，國際傳媒巨頭也不能倖免：金融時報、彭博和經濟學人均曾被新加坡政府控告誹謗。在這麼嚴酷的創作環境下，新加坡很難把本土優秀的創作人留住，更遑論製造「新加坡式文化」—— 相當多的新加坡藝人，例如林俊傑、陳奐仁和孫燕姿均選擇在大中華地區發展其事業。在政府打壓國民種族意識的同時，附帶的種族文化也一併消失。
總括來說，新加坡政府努力地嘗試製造國民認同感，但「路漫漫其修遠兮」。根據《海峽時報》於2009年所做的調查，只有29%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為同胞而死」，這個數字正好呼應了李光耀「新加坡只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而不是真正的國家」的觀點。新加坡作為一個開放、人才和資訊流通的城市，在愈趨國際化的未來將更難維繫其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持續流入的移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勞」將會成為新加坡政府的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