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開始以來，不少香港人視台灣為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並希望移植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到香港。因此，我們應先了解台灣在八九十年代成為民主國家的進程和原因，下文將作出論述和比較：
毫無疑問，台灣的民主派人士應記一功。國民黨自撤退到台灣以來一直在社會實施高壓政策，大量無辜市民被打成「共諜」慘遭逼害至死。在這段超過五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秘密警察可隨意逮捕及拷問「嫌疑人」，民眾的言論和集會自由並未得到保障。儘管如此，不少知識和進步份子仍冒著風險以不同形式和獨裁政府對抗。早於五十年代，雷震和蘇東啟等人已嘗試以選舉和籌組反對黨的方式挑戰蔣介石政府，及後平民出身的康寧祥和張俊宏亦不停在體制內外抗爭；至七十年代，施明德和陳菊等新一代的民主領袖擔起大旗，並在美麗島事件後聲名大噪，台灣民眾的公民及政治意識在進步派人士的宣傳下亦漸漸增強，成為了在八十年代末逼使政府改革的一股強大力量。
台灣經濟在六十到九十年代的迅速增長對民主化運動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在蔣介石南遷到台灣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援助下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改革（如發行新台幣和發展密集勞動型輕工業）。政府於1968年開始提供九年強制免費教育，同時開辦各類職業及大專院校，以滿足社會對高技術勞動者的需求。在1961至1973年間，台灣的人均收入增長率達9.5%，人均收入亦於1974年突破500美元，民眾生活普遍得到顯著改善。儘管台灣和其他亞洲經濟體一樣深受1973年的石油危機影響，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計劃推動台灣經濟不久便從低谷反彈 － 工業園、煉鋼廠和船塢等紛紛落成，帶動了台灣重工業和高科技工業的發展。1981至1985年間，工業產品佔台灣出口總值達93.1%，較二十年前翻了接近一倍。工業發展為台灣社會帶來大量財富，催生了新生代的中產階級。與有著「逃難心態」的父母不同，他們有著強烈的本土意識，同時亦受西方民主思潮影響，開始要求更高的政治參與度，此為及後的民主化運動打下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回顧歷史，蔣經國在民主化運動中亦擔當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蔣經國自1975年上台後著重經濟發展，在社會的管控方面相對開明。蔣經國深知中共軍力已非國軍可比，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亦已被中共取代，因此拋棄了其父親不切實際「反攻大陸」的幻想，轉為把口號改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 他希望把台灣打造成先進、民主的「較好的中國」，從而證明「國民黨的中國」比中共更優越、更有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他開始提拔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所謂的「催臺菁」政策），李登輝、林洋港等人被招攬為其內閣成員，並擔當重要角色。其後，他以施啟揚、吳伯雄等改革派人士取代保守派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位置，並指派十二名委員進行政治改革的研究；此外，蔣擴闊了地方選舉的範圍，同時修正了相關的選舉規例，使選舉更公平公正。1987年，蔣宣布廢除實施長達28年的戒嚴令，並一同放寬媒體和報章的言論限制，台灣高壓社會時期正式告一段落；他默許民進黨的運作，同時公開表示其兒子不會成為其繼任人 —— 意即蔣氏獨裁統治在其死後將不會繼續，在當時可謂相當震撼的消息。總括來說，蔣以務實開明的方式施行內外政策，可說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非常重要的推手。
作為冷戰博弈棋局中的重要一員，台灣的政局發展也深受國際形勢的影響。1963年的古巴導彈事件讓美俄感受到擦槍走火導致核戰的危機，兩國後來同意加強雙方溝通並進行一系列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關係因此緩和。在60年代末期，世界各地獨裁政權的統治合法性漸漸受到質疑，其中以東歐衛星國家對蘇聯的反抗最為激烈 —— 共產黨的中央集權經濟主義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生活水準普遍不如受美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支持的西歐國民，言論、示威、集會自由亦被政府限制，終於導致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的爆發。運動雖然被蘇聯以武力鎮壓，卻拉開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序幕 —— 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人民紛紛宣布從宗主國獨立或尋求推翻軍事獨裁政府，亞洲亦不例外：韓國於1980年爆發光州民主化運動，表達對全斗煥高壓統治的不滿；菲律賓自1983年起出現的反馬可斯示威最終演變成「黃色革命」，馬可斯在1986年被迫下台並流亡美國；香港也於1982年及1985年舉行首次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不僅如此，中國大陸也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毛澤東死後的共產黨也開始摒棄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集中發展經濟，並於1979年與美國建交 —— 蔣家口中的「共匪」也開始慢慢與世界接軌，這給國民黨帶來巨大的政治壓力。八十年代交通和互聯網科技的急速發展使資訊流通更為迅速，台灣也難以在全球化浪潮中獨善其身，迫使蔣經國在台灣推行民主政策。
比較上列各項，我認為國外政治形勢是令台灣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雖然台灣的進步派人士在民主運動中擔當了重要角色，但這不足以完全解釋八十年代出現的政治變革 —— 且看1989年在北京發起的民主運動以失敗告終，言論與政治自由在九十年代走了回頭路；八十年代的國民黨雖然無力反攻大陸，但要對付示威者可說是卓卓有餘，蔣經國有足夠力量在台灣施行「李鵬式」鎮壓。另一方面，「新中產階級」對國民黨施加的壓力始終有限 —— 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也沒有轉化為國際公認的民主國家。且看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在八十年代面對產業轉型、國際競爭、社會貧富懸殊等問題，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由1980年的75.5%跌至1984年的62.9%，新加坡國民也開始對政府嚴密的言論管制感到不滿。儘管如此，李光耀堅持不走民主化路線，而是以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回應反對聲音（詳見另文新加坡如何構建國民認同感：過程與挑戰），使新加坡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李氏家族亦成功在往後的幾十年維持政權穩定。在我看來，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新中產階級」普遍偏好循序漸進、體制內的架構改革勝於從獨裁到完全民主的急遽改變，因為社會政局不穩對他們首當其衝，他們只會是背後推動民意的「內力」，而難以成為燃點變革導火線的勇士。
回顧歷史，1977年的中壢事件和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均被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暴力鎮壓，為何蔣在十年間對反對派和民主化的態度有這麼明顯的變化？最合理的解釋是蔣面對國外（尤其美國）的壓力，需要改變執政方針以維持其管治 —— 1979年中美建交更是對蔣的一記當頭棒喝。儘管如此，美國仍持續關注台灣島內不佳的人權狀況，1984年發生的江南案更使台美關係越見緊張 —— 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國內槍殺美國公民，這使列根和國會在1985年度通過的《對外事務授權法案》中強烈要求台灣推行民主化措施，蔣在考慮台灣對美國經濟和軍事援助的依賴後作出不得不作出讓步。即使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宿敵蘇聯也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在1985年起推行「開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政策，放寬了對東歐衛星國的控制。不分親美、親蘇陣營的民主化運動席捲全球，在當時看來已不可阻擋，蔣氏政權順水推舟推動台灣成為民主國家不僅避免社會出現動盪、劇變，同時亦為自己留下美名，也避免自己成為「馬可斯第二」，可說是一舉數得的做法。
總括來說，台灣的民主化可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造就而成，香港雖然難以完全複製，但亦不必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