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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台】狄西嘉如何在《單車竊賊》中表達所思所想?

(含劇透)       首先在開首說明,這篇不太算是影評,正確來說更像是技術分析的文章(不知這樣說有沒有抬高自己),反正這部電影的影評Google一下到處都是,那我就不寫重複的東西了。      《單車竊賊》(Ladri di biciclette,又譯《單車失竊記》、《偷自行車的人》)是意大利導演維多里奧·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1948年的作品。作為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部電影在藝術層面和票房收入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視為史上最佳電影之一。作為二戰後意大利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o)的代表作,《單車竊賊》透徹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意大利社會的境況。下文我將會嘗試分析狄西嘉如何在《單車竊賊》中利用電影攝製技巧表達主題和其所思所想。       據狄西嘉本人所說,電影就是把「現實轉化為詩意」的藝術。所以,他拍電影的主旨就是「求真」和「貼地」,這正是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精髓。根據巴黎周刊(Paris Journal)1952年的文章「關於新寫實主義的十點(Ten Points of Neorealism)」,一部新寫實主義電影應該包含以下元素:一個想要表達的訊息;由真實事件串連而成的大綱;「群眾感(a sense of the masses)」;真實的演員(非專業的)和燈光;不使用廠景拍攝。比對之下,《單車竊賊》符合了上述各項特徵:       選角方面,狄西嘉堅拒製片人大衛·賽茲尼克(David Selznick)讓卡利·格蘭(Cary Grant)擔綱演出的要求,甚至因此失去了賽茲尼克金錢上的支持。狄西嘉選擇讓工廠工人林伯圖·馬治奧蘭尼(Lamberto Maggiorani)擔任男主角Antonio Ricci,另一名沒有演出經驗的小孩恩素·史達奧拿(Enzo Staiola)則扮演他的兒子Bruno。在電影中,他們的演出可說是入木三分:單車被賊人偷走的一刻,Antonio起初只是發呆盯著賊人看,過了幾秒才驚覺自己單車被盜;在河岸附近尋找老人時,Antonio的步伐顯得緩慢而乏力。馬治奧蘭尼對這些動作的神髓拿捏得相當到位 —— 也許他根本不是在演戲,而是真實地「做自己」而已。憑著男主角對角色設定的出色揣摩,狄西嘉保留了對質樸的追求,同時刻劃出貧窮對普通人在神態、行為和思想上的影響。       其次,是燈光設計。四五

【講故台】富士山下

清晨五時,東京灣尚未破曉。很想在飛機上睡個好覺,但事與願違,只好靜悄悄拉起少許擋簾看著窗外發呆。如果飛機朝東北飛,我猜那裡大概是離東京不遠的川崎。燈是白的、黃的、失焦的,各種色調在我渾沌的眼睛看來又顯得更深了一些。 輪胎與跑道摩擦,傳來巨大的「轟隆」聲,我就這樣降落在日本。羽田,多漂亮的名字,或有燕子翩翩起舞的輕盈,或有農民世代耕作的沉實,很有大和的感覺。拿了行李,過了關,坐上單軌列車,開始描繪這個城市給我的第一印象:高樓、熙來攘往的街道、排著隊等待穿越十字路口的小客車,和香港沒什麼分別。但是,這裡的冬天會下雪。電車慢慢沿著鐵軌前行,雪悄悄灑落大地,一片一片的,純白無瑕的。我步出車廂,雪花就在我踏上月台的瞬間落在髮上,數秒後又化於無形。 築地市場開始在我面前展示東京與別不同的一面。魚腥味、叫賣聲和擠得要死的小巷,與我想像中日本的社會文化相當不搭,不過倒也是充滿異趣的體驗。福至心靈,我在一間名為「大江戶」的小店前停下腳步。板板橙黃色的海膽甚是吸引,我實在把持不住,進內點了一客三千日圓的海膽定食。鮮甜的海膽和舌頭接觸的一剎那,忘掉天地,彷彿也想不起自己,今次來東京的目的都被拋諸腦後 —— 村上春樹筆下的「小確幸」,大概就是這種意思吧? 列車又徐徐在黑暗的隧道中移動。前幾天看了套 Discovery Channel 製作的紀錄片,講述奧姆真理教的五名成員在東京地鐵車廂中施放沙林毒氣。二十多年前發生的事已是遙遠的過去,在我記憶中卻又歷歷在目,奇怪得很。想起如果我就在這刻、就在往與她見面的途中吸入毒氣,咳嗽、抽搐、倒在地上慢慢死去,不知她會有什麼反應?她會很「日本人式」地在那裡等著不敢失約直到太陽下山,還是在看過戶外大屏幕的現場新聞報導後瞬即心急如焚地攔下計程車,讓司機風馳電掣到距離霞關駅最接近的醫院,然後於「救急救命室」內邊發了瘋似地奔跑邊叫喚我的名字?可能性應該不大 ——  她身形嬌小、說話溫柔,在我印象中是個典型的「大和撫子」, 「大和撫子」又 怎會作有失儀態的事情? 從新宿站外看到她的第一刻起,沙漏便開始翻轉計時,時限為三天。她的名字是高橋櫻木,我習慣以 Saki 稱呼她,簡單直接又不失親切感,雖然我不清楚這種親切感是不是她想要的。如何結識的?就是在英國讀大學的時候青春的血液在沸騰,然後拿出了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和鄰座的日本女孩「搭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