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到中國大陸旅遊，不時會發現一些風格混雜的火車站、住宅、會所。這些建築往往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但你未必能說出個所然來。這種奇怪感覺的由來是什麼？
中國自1978年起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到了九十年代已有不少商人累積一定資產。伴隨住房商品化制度的實行，這幫商人把不少資金投入房地產市場，開始大興土木。但他們往往缺乏有關經驗和技術，香港地產商便成為了他們的合作和參照對象，於是李氏郭氏家族等人便把香港的那一套搬到大陸。問題來了：為什麼九十年代落成的中環建築給人一種高科技、現代化的感覺，同時期由香港人新建的北京建築卻顯得不倫不類？原來這是一場包含政治元素的中西文化衝突。
八十年代的中國的開放程度可能超乎大家的想像。那時候的中國並不抗拒西方文化，亦未有影視文化審查，在封閉共產政權下生活了數十年的中國民眾首次接觸到西方的娛樂、社會和建築文化。對他們來說，西方的事物「高端大氣上檔次」，那些樣板戲、紅歌和傳統建築實在欠缺吸引力，於是中國曾經有一段急速西洋化的時期。但是當民眾開始要求「第五個現代化」，中共開始有所顧忌。後來「六四」事件發生，這不僅成為近代中國政治的轉捩點，也是開放社會文化的轉捩點：中共把西方政治和西方文化掛勾，要限制其擴展並加以警惕，從而避免發生第二次「六四」。所以，中共政府一夜之間改變了對西方事物（包括建築風格）的取態。當九十年代李兆基進軍大陸，他手下的建築師顯然缺乏政治敏感度，在北京長安街以東這個富有政治意味、「對國內民眾和國外友人」的「展示窗口」建了一棟相當西化的恆基中心：大面積玻璃窗、綠色四角錐塔尖式屋頂、屋頂的時鐘，有些許上海外灘建築的神韻。這棟建築剛落成便引起眾多官員和建築師的批評，認為它「過於西化」、「包含文化殖民主義」，此外還破壞了京城的古都風貌和整體規劃（當時是市內的高樓）。對中共政權來說，建築物（至少在北京的）代表一種隱含的國家意識形態，同時象徵民族主義和文化精神。當香港地產商開始了解「建築服務政治」的方針，一些「妥協式」的建築物便成為了主流，例如1997年建成的新東安市場。這座市場坐落王府井大街，樓高十數層，儘管外牆仍是以西式的啡黃階磚為主，但是屋頂卻是非常傳統的中式瓦片大屋簷，以配合在於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提出的「奪回古都風貌」運動。陳認為古都應該要有古都的風味，西式建築和高樓大廈與故宮顯然並不相容，但是城市始終不能不發展，後來終於想出一個折衷方案：於新建的大廈蓋上一個傳統的、亭子式的坡屋頂，所以北京市內大部分九十和零零年代初的商政和公用建築均採用了這樣的設計，例如北京西站和紅橋市場等，它們被戲稱為「奪式建築」和「陳希亭」。即使陳於九五年倒台，「京城主義」的淫威猶在，在香港有財有勢的李嘉誠亦不得不屈服：於千禧年建成的東方廣場名字相當政治正確，建築風格亦相當平實。李氏沒有把在中環設計摩天大樓的創新破格、標新立異搬到北京，反而像個學生般乖乖地建了幾棟褐黃色、藍色反光玻璃為外牆的建築，還不忘弄個淺銀色的多邊形、帶些許飛簷風格的屋頂，相當循規蹈矩。
這樣的建築心態，可以說是晚清以來國民和政府對國家軟弱無能的一種反彈。當「新中國」於1949年成立，整個國家急於復興數千年來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梁思成作為建國初期的建築權威，在參考古代宮廷和日本仿唐式木建築後大力提倡以「大屋頂」為主要特徵的「現代中式建築風格」，五十年代建成的中國美術館便深受這種風格影響。諷刺的是，梁在文革時期被批判為「搞復古主義」的守舊派、反動派，在批鬥中含鬱致死。「十年浩劫」後，中共恢復了他的名譽，並重新採用他的建築思想作為「民族建築」的內核，但是上段所述的「奪回古都運動」卻引來不少「不中不西」、「建築外形醜陋」的批評，於是政府和建築師們重新思考何謂「中式」：到底應該以「貌似」還是「神似」為主要好？
有趣的事，香港雖然沒有太多「貌似」的建築物，但是「神似」的卻有不少。不知你有沒有留意到山頂凌霄閣形象地運用了中式「飛簷翼角」的建築語言？又例如，風水元素眾多的滙豐總行大廈刻意把地下劃成公共空間，讓港島的「風水龍脈」得以從太平山頂無障礙地接通到維多利亞港？相對於中國建築強行把傳統重新包裝和闡釋，長期以來和世界接軌的香港摒棄了流於形式上的依樣畫葫蘆，更合理地把傳統中式建築智慧「內化」地運用。但是，這種情況在主權移交前後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部分香港官員為了顯示「香港已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和宣揚「儒家思想」美德，開始形式生硬地在公共建築搬弄傳統中式建築設計，2000年落成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便是一例：此館座落於平民區，緊鄰大型購物商場，附近公共房屋林立，卻採用了非常「北京」、宮廷式四合院的建築風格，當然還少不了幾個「大屋頂」。設計並沒有考慮到和附近建築的一體性，也沒有思考在香港這個自古以來的邊陲之地引入宮廷式建築的奇怪感覺，可說是一棟「離地」和富有政治意味的博物館 —— 顧名思義，博物館本來便應該是與本土民眾和文化親近，以吸引他們入內參觀，但是古代平民百姓能參觀宮廷嗎？這是建築語言上的文法錯誤，相當把廣東式騎樓搬到斯堪的納維亞一樣。另一個「假大空」的例子是於2006年竣工的南蓮園池，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地方：這到底是一個旅遊景點、平民公園、商業場所還是修道場所？如果這是修道場所，又何需脫離實際需要地建得花幾個億建得美輪美奐，然後還辦了一所每位收費二百多元的素菜館？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後殖民時期的「中華民族主義」展示館，藉仿古唐式建築來喚醒英治時期出生的香港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同時唐朝作為中國古代一個強盛的王朝，也隱約與「中國崛起」的主旋律扯上些微關係。但是這種徒有外表、缺乏實用價值和內涵的建築和大陸那些仿歐式山寨小鎮有何區別？
且看建於1962年建成的香港大會堂。這座由英國建築師朗·菲臘斯（Ron Phillips）和阿倫·費治（Alan Fitch）設計的第二代香港大會堂，摒棄舊式會堂常用的古典主義和附帶的各種華麗花哨裝飾，採用現代主義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設計。大會堂分為高低兩座，四周沒有圍欄，兩座之間的空閒地帶劃成花園草坪和公共空間，鼓勵市民步行穿梭其中；大樓色彩以白色和灰黑色為主，外觀線條簡單利索；高座外牆則採用大面積透明採光玻璃，特別之處是樓梯間的外牆同樣採用玻璃，充分利用自然光作照明之用，體現了簡約環保的設計美學。六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騰飛，港英政府在港島的經濟政治命脈花費二千萬港元（注意是五十年前）興建一座這樣的大會堂，頗有強政勵治之期許：「門常開」，寓意市民可以就社會議題發表意見；「光常照」，寓意政府內部運作公開透明；「簡而實」，寓意政府花費有道、施政審慎。如果文化博物館是一份錯漏百出的考試答卷，那麼大會堂無疑是一份A+之作。
香港未來的政治面貌將會怎樣反映在建築物上？讓我們悲觀而不失希望地好好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