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英文寫成，此中譯版文句不順敬請見諒）
普通話和漢字構成了現代中國的語文系統。這個系統不僅促進了中國十四億人的溝通效率，還在塑造「中國人」和「中華民族」意識中起了關鍵作用。例外地，香港在九七年主權移交後繼續是一個以廣東話（廣州話）作為主流語言的城市。這個現象有沒有對香港人「中華民族」意識的構建造成影響？下文將會嘗試分析港中語言、文化、政治論述和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
早於商朝時期，漢字已是種有一定規範和系統性的文字。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原地區，隨即命令李斯制定「書同文」政策。雖然秦帝國的國祚僅有十五年，其制定的官方文字卻被繼承下去。漢字在漢朝經歷最後一次的主要變動（官方書寫字體由小篆變為隸書）後，在宮廷和民間被廣泛流傳接近二千年之久 —— 其使用的連續性並沒有因為外族統治（如元和清）而中斷。相反地，不少外族（如滿族）還因使用漢字而被徹底漢化。這種漢字的歷史延續性為「中華民族性（Chineseness）」提供了理論基礎，證明了現代中國繼承了古代輝煌的漢文化、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 漢字在某程度上成了「漢族輝煌歷史回憶」的紀念品。
與口頭語言相比，文字的穩定性較高，並且能記錄複雜的事件和理論。因此，文字在文化共同性（cultural similarity）的構建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而文化共同性正是民族和國家意識的萌芽之地。以歐洲為例，中世紀歐洲大陸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為本尼迪·安達臣（Benedict Anderson）口中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提供了統一的文化基礎；隨著十五世紀印刷術的普及化，大量以民族語言印刷的書籍使各民族的神話和傳說快速地傳播，在歐洲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類似的民族意識則建基於以漢字寫成的經典，例如《論語》、《中庸》和《春秋》等 —— 這些書籍裡包含的儒家道德倫理是中國社會有形無形的「指導方針」。在隋朝實施科舉制度以來，漢字的地位被大力鞏固，因為考生必須能理解以漢字寫成的經典並用漢字作答試卷 —— 對平民百姓來說，科舉是最為公平和可行來提升社會地位的辦法。因此，在漢帝國內的大部分學童均會接受漢文教育以預備日後的科舉考試。當這些考生高中狀元被賜予官職，他們很自然便會繼續以漢字溝通和書寫。長久下去，漢字便成了漢帝國境內各民族的融合劑和現代中國政治家（如梁啟超和章太炎）口中「中華民族」的基石。
無論從外部和內部來說，漢字在塑造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方面均功不可沒。縱觀東亞歷史，漢帝國在政治和文化層面均對其鄰國發揮巨大影響力 —— 在十九世紀前，韓國、日本、琉球、越南均是「漢字文化圈」的一份子。以韓國為例，整個國家在1443年世宗大王發明「訓民正音」以前並沒有自己的文字，而「訓民正音」在發明後的數百年間亦被貴族和文人抵制，認為這是低俗和賤民所用的文字；在日本，即使有「假名（仮名）」書寫系統，文人還是習慣以漢字書寫和記錄。千百年來，東亞地區可說是被漢字維繫起來的文化共同體：漢字被認為是優雅和文明的書寫系統，是古時中華文化軟實力的表現和象徵。漢字在現代日本和韓國仍維持相當的流行度，特別是在地方名、法律文件和傳統節慶的應用上。此外，對某些「大漢」支持者來說，漢字支撐了他們漢民族優越感的論述：漢字是現時世界上唯一仍被廣泛採用的語素文字。在藝術範疇來說，漢字不僅有其獨特的書法文化，還和水墨畫這種具有「東亞文化審美」的繪畫方式有著密切關連。從這些角度來看，漢字為中國人提供了文化方面的自信，同時為中國抵擋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的所謂「文化入侵」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內部均有把漢字羅馬化的呼聲。中華民國教育部在1928年發佈了一套官方的「國語羅馬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8年亦推出了標準拼音方案，但是這些羅馬化文字只是作輔助用途，從沒有正式取代漢字的官方地位。這兩種文字除了在日常使用構成不便從而招致民眾抵制，更重要的是兩個政府均意識到漢字對維持中華民族意識的作用：如果漢字被徹底羅馬化並成為表音文字，還未流行「國語」和「普通話」標準音的各省各地便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的拼音文字。舉例來說，「你」字的普通話發音為「ni」，但廣東話和上海話的發音分別為「nei」和「nong」。如果這兩個地方的有識之士嘗試以拼音文字表達其本土語言，分離主義便有可能因此萌芽：越南曾經被明朝直接統治（稱明屬安南），長久以來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但自從1870年代開始使用由法國傳教士協助發明的「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以來，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繫變得愈來愈少，「越南本位」的民族意識亦漸漸萌芽。由此可見，漢字可說是連繫中國民族意識和各省文化的紐帶。
和漢字相似，普通話同樣發揮了「塑造中華民族意識」的作用 － 根據官方說法，普通話就是在中華民族之間普及而流通的共同語言。回顧歷史，「官話」經常隨皇朝的更替而有所變化，而現代普通話則是據北京語音為標準在1955年被訂為官方語言。如果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漢字羅馬化」和「國語標準化」的歷史和並列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鞏固政權」的政治因素：周恩來在《當前改革文字的任務》中提及要「統一六億人的地方語言」，從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歷三反五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時期後，中共政府恢復推廣普通話的語言政策，並在鄧小平的提議下把政策列入教育方針和國家憲法 —— 鄧認為推廣普通話作為共同溝通語言有助加強國內資訊和人力資源的流通，從而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更快速地發展經濟。雖然中共政府聲稱推廣普通話的政策是「由經濟利益驅動」，但其中的政治因素仍是顯然易見的：李鵬在1986年說過「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而普通話是連繫各族的最佳工具」。1994年，官方制定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正式出爐，公務員和教師必須在測試中達到相當水平才能擔任有關工作，從此普通話便不只有象徵式的權力。對少數民族和地方語言使用者而言，他們必須學習普通話從而在大城市做生意或工作。隨著過去二十年教育普及化漸見成果，中國的普通話人口從2000年的53%增至2017年的73%；相比之下，地方語言的使用人口逐漸下降。根據2015年一項針對地方語言使用狀況的調查，71%的上海大一學生在家中使用上海話為溝通語言，而小五學生的相關數字僅為38%。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江蘇和浙江兩個主要的吳語使用省份：隨著內陸的經濟移民大舉湧入，愈來愈多的杭州和蘇州家庭選擇以普通話作為首選的學習語言。
那廣東話在香港的使用情況又如何？看起來，廣東話仍然是這個特別行政區毫無爭議的第一語言。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於2016年公佈的數據，88.9%的市民以廣東話作為日常溝通語言，而普通話的有關數字僅為1.9%。除此以外，廣東話的使用人數由2006年的6,030,960人增至2016年的6,264,700人 － 這可能和香港大眾普遍的認知相違背。當提及廣東話在香港的主導和特殊地位，廣東話書面語應記一功：中國地方語言的使用者可以讀懂普通話書面語，看到廣東話書面語卻因為廣東話獨特的用字、俚語和文法結構而感到一頭霧水。例如，「他正在回家」在廣東話書面語的表達方式為「佢返緊屋企」，看起來像是兩種只使用了相同文字系統、但表達方式完全不同的語言。雖然廣東話書面語以漢字表達，普通話的使用者普遍仍不能理解廣東話的意思，因為廣東話包含了許多古典（例「尋日」裡的「尋」字可見於晉代陶淵明《歸去來辭並序》裡的「尋程氏妹喪於武昌」一句）和外來（例「迫力」和「窩輪」來自英語、「放題」和「人氣」來自日語等）字詞。有時候，廣東話書面語用者會以同音字代原字：「畀」是「給」字有根可尋、正式的「廣東話字」，但不少人也會在日常通訊中使用「俾」或「比」字。從這種角度而言，廣東話書面語可以被視為一種半表音語言，因為漢字有時候扮演了韓語中諺文的角色。相較於各種主要的中國地方語言，廣東話可說是最適合羅馬拼音化的語言，因其保留了從中古漢語遺留下來的鼻音/m/和入聲/p/、/t/和/k/。2013年，廣東話成為第一種被納入Google輸入法的中國地方語言，香港的電腦和智能電話用家從此可以真正地「我手打我口」。對「脫漢」支持者來說，廣東話拼音化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嗎？
雖然廣東不少地區同樣使用廣東話，其使用狀況和香港並不相同。自1949年以來，廣東話文學、藝術和音樂作品均有意無意地被中共政府打壓。如前文所述，廣東話並不被官方承認為標準語言，只是一種「兩廣和海外地區流行使用的方言」，廣東話書面語當然也不被視為正式的書寫系統。另一方面，象徵廣東和嶺南文化的粵劇在文革期間被禁止演出接近十年。從此，廣東成了既不能保留傳統文化、又不能創作新式廣東話娛樂作品的地方。在近年的「推普」運動中，地方政府打出了「說普通話 做文明人」的口號，使用廣東話的幼童甚至會被校方懲罰。漸漸，廣東話被新一代視為「低等」和「無用」的語言，因為廣東話並不能用於和其他同學及外省網友溝通。相反，香港政府早在六十年代便把廣東話定為事實上的社會共同語。隨著香港經濟在七八十年代急速發展，香港的娛樂事業亦蓬勃起來，製作了大量蜚聲國際的廣東話文化製品，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張國榮張學友的廣東歌和《古惑仔》系列漫畫賦予了廣東和香港廣東話使用者獨特的「文化自豪感」，同時洗脫了廣東話在文化領域裡長久以來「低俗」的刻板形象。雖然香港的娛樂事業在近二十年有衰落之勢，但香港仍然是生產廣東歌、廣東話棟篤笑和新式粵劇的生產基地。當廣東話和普通話的使用者產生了你我之分，廣東話文化產品則為香港有意無意之間構建了一條「文化護城河」抵擋近年普通話的文化入侵。
根據查理斯·費格遜（Charles Ferguson）於1959年闡釋的「雙層語言」概念，「高階（H）」語言指官方的、「高度法規化」的語言，「低階（L）」語言則指地下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頭語言。在「三文兩語」的香港社會，英語自香港被殖民起便成了「高階」語言，用於政府及法律文件；在中文方面，普通話按常理來說應因為其「正式性」和官方地位而成為「高階」語言。但是，「低階」的廣東話在香港社會實際上是「高階」語言：廣東話是立法會會議時使用的語言，也是正式新聞廣播和學校教授中國語文時的語言。相反地，只懂得「高階語言」的普通話使用者會被標籤為「大陸人」和「非我族類」，不被某些本地人歡迎。這現象的產生可追溯自1950年代，當時大量廣東民眾偷渡到香港逃避政治動盪。在普通話在廣東還未流行的年代，普通話作為「共產黨和撈頭的語言」富有其政治意味，廣東人對此頗為不屑。另一方面，當時的香港社會與廣東地區的聯繫甚深，香港市民普遍視說廣東話的視為「自己友」，說普通話的是「阿燦」和「左仔」。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廣東話便自然地成了香港社會的主流語言。在1970年代，戰後第一批土生土長的、自認為「香港人」的一代開始成為社會主流階層 —— 和其「難民」父母不同，他們視香港為家、視廣東話為母語，「說廣東話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因而誕生。和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相比，80年代的香港逐漸成為區內的經濟和文化樞紐。因此，當時香港只有少數學者和商人學習普通話，因為那時的香港人普遍視普通話為一種外語，銷售員寧願學習日語招待當時數量暴增的日本旅客。隨著中國經濟在2000年代蓬勃發展、北京開放大城市自由行旅客到港旅遊，愈來愈多香港市民視為普通話「有用」的語言，但是大陸旅客和新移民不合禮儀的行為卻使香港市民沒有把對普通話的態度由「有用」轉化為「喜歡」，說普通話的反而是某些香港市民眼中「大陸喱」和「蝗蟲」最明顯的標籤。綜觀香港數十年來的「反普」情緒，可以發現語言在香港不僅是一種溝通交流的工具，也成了「本土vs外來」身份認同的戰場之一。
綜合而言，廣東話在香港本土主義者「香港身份」的理論構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 它本質上成了香港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載體之一。當「推普機」有席捲中國之勢，它在香港遇上了強而有力的抵抗。如果香港人想維持香港在中國和世界的特殊地位，我認為保留和推廣廣東話文化是重中之重 —— 一種語言和其附帶文化的逐漸消失往往被人忽視，到了亡羊補牢之時恐怕已經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