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申：本人非大中華膠，不過此文以中國歷史和漢族為觀察點）
當近代歷史學家開始重新評估宋朝和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力，夾在它們之間的元朝仍然是被低估的其中一個大一統政權。儘管它只有98年的國祚，但是它在多方面改變了中國的面貌。這些改變有好有壞，詳述如下：
政治方面，元朝統一了中原地區自唐亡以來的分裂局面，為其後明清兩朝和民國的「中國版圖」和「中華民族論」奠下基礎。即使秦朝在公元前221年已經統一六國，但是它的疆域僅限於現時四川到內蒙古一帶，界限以西的土地仍被其他民族控制；漢唐兩朝雖然強盛，並把現時的新疆和甘肅省納入版圖，但內陸地區在五代十國時期紛紛脫離漢族統治自行立國：遼（契丹族）、西夏（回鶻族）、大理（白族），還有西藏眾多分散的宗教部落，而元朝使用武力統一了上述各地。雖然從民族角度來看，當時被滅的宋朝也是受害者，但是從「大中華」構建的角度來說，漢人其實從中獲益不少：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有中央政權把西藏、蒙古、雲南地區同時納入管治範圍。在1309年元武宗時期的極盛元朝疆域，包含了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土地，還把邊界拓展至現時俄羅斯貝加爾湖、哈薩克、伊拉克和泰國等地 － 從前在漢族人眼中的「西戎」、「北狄」都成了名義上的同胞。經過接近百年的通婚和移民遷徙，「中國」不再被定義為狹義的漢人本位國家，「華夷之辨」亦逐漸被淡化。雖然明清兩朝的疆域不如元朝，但是基本繼承了對西藏、雲南和東北地區的管治，直到今天。
如上段所述，元朝對「中華民族」的構建有功，卻在管治系統方面立下壞先例 － 政治權力被重新集中（如秦朝），國家趨向獨裁統治。自隋朝以來，朝廷有愈加開放的趨勢：官員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制定政策上有不少參與的機會。同時，朝廷內的監察系統逐漸成形，甚至設有「諫官」一職，可以直接與皇帝溝通甚或直斥其非，著名例子有唐太宗時期的魏徵。宋朝基本承襲了唐朝諫官制度，同時進一步強化御史台的權力，史稱「台諫合一」。基於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的遺訓（真實性有待考究，但是宋朝君臣共議、不以言入罪是史學家普遍認同的說法）和「重文輕武」的風氣，官員的地位整體來說比其他朝代要高，皇帝亦願意採納官員意見，例如宋仁宗便相當重視蘇軾、包拯和王素等人的納諫。縱觀宋朝歷史，朝廷間已出現一些「開明專制」和集體領導制的特徵。但是當元人上台，那些已被廢除的、針對官員的禮節和體罰又被重新執行。元朝的統治者把宗教和朝廷儀式融為一體，要求官員在朝廷會議時必須向皇帝跪下和叩頭，沒有皇帝准許不得起來。這些富有皇權主義的規定被記下和標準化成為法律條文，並基本被明清兩朝承襲，蒙古人的政治觀念從此成為中國政治觀念的一部分：民臣並非獨立，而是皇帝的附屬品；臣民理所當然地被可汗統治，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因此皇帝並沒有禮待官民的需要。當生性多疑的朱元璋登上皇位，便自然地繼承了元朝的那一套作己用，甚至變本加厲，對官員稍有懷疑或猜忌即大開殺戒，例如「明初四大案」。作為外族統治中原的政權，清朝皇權對官民的壓制更甚，大興「文字獄」並發展出完備的密摺制度，大臣為求自保和仕途順利只對皇帝歌功頌德，從而緩慢而深遠地影響了國家的發展。從歷史大局來看，元朝可說是對官員態度轉折的一個朝代。
社會風氣方面，士大夫階層自元朝起亦逐漸消失。自周朝開始，官員和社會上有聲望的人士組成了士大夫階層；自隋朝起正式確立的科舉考試則為有識之士提供了參政和當官的渠道，士大夫階層亦日漸壯大，並在宋朝期間達到巔峰。作為士大夫，社會對他們有一定的品德和文化要求，例如慷慨助人、善用知識調停紛爭和作為社會榜樣等。換句話說，他們是中華文化的傳承和推廣者；他們不僅是社會的統治階層，還是推動文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團體。當元朝成立以後，元朝皇帝們暫停科舉制度，以免漢人知識分子謀反作亂，取而代之的是官員和名門望族執行的「察舉制」，從此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衍生出「九儒十丐」一說。即使科舉在1314年重新舉辦，當時的皇帝元仁宗亦只是希望尋找為元朝服務的「好人」，而非品行才能俱佳的學者，自此士大夫階層漸漸消失，稱得上是中華文化的損失。即使漢人其後恢復統治（明朝），中央集權的朱姓家族和元朝統治者舉辦科舉的目的亦無異樣，挑選出來的官員亦已沒有魏徵包拯等人的風骨；清朝對漢人實行打壓政策，士大夫階層更被徹底打壓，官位都被阿諛奉承者霸佔，難怪有人提出「崖山之後無中華」一說。
文學角度來說，中國文學在元朝開始變得通俗化。長久以來，文學在中國社會均被視為高級、嚴肅和知識分子的玩意 － 畢竟在農耕社會連識字的人都不多，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理解和創作文學作品。以漢詩和唐詩為例，兩者對格律、字數和音韻均有嚴格規定，普通人難以提筆下文。儘管創作宋詞的格律要求相對較低，其對意境和文字的要求仍不遜於詩，和普通百姓還有相當的距離感，而元曲可說是最早通俗化的中國文學。元朝時的文學家被政治體制忽略和輕視，因此大多於民間創作糊口，不受皇室禁忌所限；同時元朝內部各族各地交流甚多，為文人提供了不同種類的創作題材和背景；再者鑑於帝國內部的複雜性，元朝政府對文化和宗教的規限相對寬鬆，為戲曲創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這些因素使元曲成為中國文學中一顆重要的瑰寶。作為一種面向市井大眾的表演娛樂，原曲的創作規限相對寬鬆：行與行之間可加上額外字詞；接受口語和各地方言；曲目長度不受限制。這些規限的放寬擴闊了中國文學的深度和廣度，亦為日後京劇、粵劇和崑曲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作為反映當時社會狀態和思潮的作品，《西廂記》、《梧桐雨》和《感天動地竇娥冤》等劇富有歷史和人文價值，亦影響了及後明清小說的創作和流行。
社會和經濟方面，元朝促進了地區和國際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漢人建立的國家千年來均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並常以「天朝上國」自居，認為沒有需要和其他民族貿易交流，因此中國長期以來均流行著「重農抑商」的社會政策。即使唐宋兩朝對外交流頻繁，和元朝相比仍顯得小巫見大巫。作為遊牧民族建立的朝代，元朝政府大力推動國境內的經濟和資訊流動，與漢人觀念正好相反。根據《島夷志略》記載，元朝與超過二百個國家進行海陸貿易，包括現今的印度、印尼、斯里蘭卡等國。得益於元朝內完善的交通網絡和優惠的貿易政策，不少阿拉伯和歐洲商人湧入元朝境內建立商業據點，大都、泉州和廣州等大城市均相當國際化，並居住了不少外國人，包括著名的馬可孛羅。據《馬可孛羅遊記》記載，他所到之處「沒有地方是物資缺乏的」、「到處人口眾多」（部分史學家質疑此書真實性，我這裡暫且相信）。各種資金、文化和科技透過海陸的「絲綢之路」互相交流，中西文化亦得以匯聚，不少西方自然科學、煉金和耕作的技術便是在這時傳入中國，提高了平民的生活水準，例如在上都和大都便設立了伊斯蘭制藥局，專門研究伊斯蘭藥品的運用。曆法方面，由各地專家合力創作、更為精準的《授時曆》取代了《重修大明曆》成為標準曆法。得益於統一而廣闊的疆土和專家在國內的通行便利，郭守敬掌握到最新的水文和天文資訊，使《授時曆》的準確度與現今國際社會採用的公曆相差甚少，被採用的時間因此超過三百年。
總括來說，元朝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中原的朝代。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如上文提及有形和無形的改變確切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是好是壞？恐怕要讀者自行判斷了。